追忆同贺龙相处的日子（欧阳山尊）
（欧阳山尊：湖南浏阳人，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兼副总导演，离休后任文化部艺术委员会委员、话剧艺术研究会顾问、《中外电影》杂志主编。）
初见贺龙同志
1937年底，我和“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到山西前线，为八路军的领导机关和战斗部队演出。这时，“西北战地服务团”已先我们到了那里。“西战团”的负责人丁玲同志告诉我们：八路军许多高级将领正好参加完“洛阳会议”，聚集在前方总部，他们都会来看我们的节目。并且又说：“你们应该借此机会见见贺龙同志。他是一位传奇式的英雄人物，还是一个美男子呢！”正当我们盼望着见到贺龙同志的时候，一天傍晚，他竟先到我们的住处来看我们了。
贺龙同志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仪表堂堂、声音洪亮，具有一种非凡的魅力。他进屋以后，便一跃上炕，同我们围着炕桌交谈起来。贺龙同志逐一询问了我们的姓名，谈了谈对我们演出的意见，紧接着说：“我们的部队非常需要文化娱乐，热烈欢迎你们到一二○师去。”我们有一个同志问到一二○师的情形，他简单地为我们介绍了红二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改编为现在的番号，开赴抗日前线抗日的历史。说着，他从随身携带的图囊里取出了一张地图，铺在炕桌上，指点着给我们介绍一二○师在前线作战的情形。
听完贺龙同志的介绍，刘白羽同志乘机提出请他讲讲“两把菜刀的故事”。贺龙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然后给我们讲了那个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他讲得绘声绘色，我们则听得津津有味，转眼天已黑了下来。他讲完以后仍是那样矫健地一跃下炕，向我们挥手告别，临到门口又回身叮咛说：“欢迎你们到我们一二○师来！”我们和他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他又是一位八路军的高级首长，但是由于他那平易近人、热情亲切的态度，使我们感到一见如故，毫无拘束。可他在“洛阳会议”参加蒋介石的个别“接见”时，态度却是非常严峻。蒋介石曾问他为什么发动南昌起义，他干净利落地回答了四个字“政见不合”。对方为了缓和气氛，询问起他家人的情形，贺龙回答：“都被你们杀光了！”其立场何等坚定，态度又何其鲜明！
春节前后，日军逼近临汾，我们在敌机轰炸扫射下搭最末一列火车，撤到风陵渡过黄河，然后再经西安转赴延安。在延安，我们又见到了分别不久的贺龙同志。这一次见面是在延安的“机关合作社”。从前方回延安开会的一些高级干部，看完我们的演出后，请我们在延安唯一的“高级饭馆”吃饭。记得参加的人除了贺龙同志以外，还有邓小平、罗瑞卿、杨尚昆等同志。他们谈笑风生，轻松幽默，当着我们的面互相称呼着绰号。我们深受他们那种亲密无间的战斗感情所感染，同时，也使我们感到轻松自在、无拘无束，犹如同自己的父兄相处一样。在吃饭当中，贺龙同志又一次提出，欢迎我们到一二○师去工作。
贺龙调我进“战斗剧社”
“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在延安演出了一个月以后，队员们有的进“抗大”学习，有的到“鲁艺”去任教，我虽到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但仍是一心想着上前线。恰在此时，总政治部委托刘白羽同志组织一个部队文艺工作组到华北敌后去，我就参加了这个文艺工作组。其他的成员还有汪洋、金肇野和林山三位同志。
出发以后，我们途经晋西北时，又在岚县见到了贺龙同志。他曾提出要我就此留下，但那时我除了作为文艺工作组的成员外，还另有一项工作，就是为同行的美国友人埃万斯·卡尔逊担任翻译，结果只能让林山同志留下来，我们继续前进。这次见到贺龙同志时，他给了我一个临时任务。事情是这样的：在那个时期，我们八路军的每一个师指挥部都有国民党派去的“联络参谋”，他们当然是搞情报的。一二○师的“联络参谋”找到卡尔逊，要约他“个别谈谈”。于是贺龙同志找我先个别谈了一下，要我在翻译的时候将他们谈话的内容详细记下来向他汇报，我愉快地接受并完成了贺龙同志交给我的任务。
这年秋天，我从华北敌后回延安，进“抗大”当了学员，目的是想毕业后到前线部队去搞军政工作，不再从事文艺工作了。可是学习不久，罗瑞卿同志下命令将我调到了新成立的“抗大总校文艺工作团”。一开始，组织干事找我谈话，我表示要放弃文艺搞军事，他说：“你不是学了‘内务条令’吗？应该懂得服从命令啊！”在我担任抗大文工团副团长期间，贺龙同志曾让他的“战斗球队”到延安和由“抗大文工团”负责组织的“抗大球队”比赛。罗瑞卿同志当时给我下了一道书面命令，上面写着“许胜不许负”。这次比赛的胜负属谁，我已记不清楚。但是后来在晋察冀的一次比赛中，“抗大”的球队吃了败仗，“战斗球队”获得了胜利。罗瑞卿同志却并不服输，他说：“君子报仇，三年以后！”
1939年，“抗大”总校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和“陕公”、“鲁艺”等单位组成“八路军第五纵队”挺进敌后，我担任五纵队宣传队的副队长。我们路经晋西北时，贺龙同志已率领一二○师的主力在冀中坚持平原作战。我们过同蒲路刚到达晋察冀，就遇上了敌人的秋季“扫荡”。这时，一二○师主力部队也恰巧从冀中过平汉路，到达了晋察冀。在贺龙和聂荣臻同志的共同指挥下，来犯的敌军遭到围歼，敌水原旅团长也被我击毙。这就是有名的“陈庄战斗”。
我自幼就患有疝气的疾病，一直拖延着没有得到根治，由于长期劳累和连续行军，病情发展得比较厉害。罗瑞卿同志对此很关心，同意对我进行手术治疗。但当时“抗大”的卫生处没有这种条件，他当即写信给一二○师参谋长周士第同志，请一二○师卫生部代动手术。我拿着介绍信到一二○师司令部，在那里又一次见到了贺龙同志。他亲切地问了我的病情，随即要周士第同志安排我住到卫生部的干部所。在那里还没来得及治疗，敌人的冬季“扫荡”又开始了。有迹象表明，敌人“分进合击”的目标是我们军政机关的驻地，于是干部所就奉命随领导机关一同转移到外线。为了行动方便，干部所决定较轻的伤病员随队行动；将重伤病号分散“坚壁”在附近偏僻山沟的三个小村子里。他们中有“单拐”，有“双拐”，还有下不了担架的。我没有受伤，还可以行动，但也被列为重伤病员。我和一个腿部受伤的姓董的教导员，还有一个姓赵的卫生部的干部，一同被“坚壁”在沟底一个只有两户老百姓的村子里。沟口的村子较大，住的伤病员稍多。我们和村里的自卫队员共同研究，万一敌人来了怎样转移和隐蔽，并布置好了轮流放哨。
一天清晨，敌人果然进沟了，对面山上也有敌人的流动警戒哨。我们住在后沟的三个人随老乡们一起从后山离开了村子，冒着十冬腊月的严寒在山上打了三天游击，并对敌人进行了侦察，还与地方武装取得了联系。敌人扑了空，又不断受到我转到外线部队的袭击，感到不能久留，将房子点起一把火就撤走了。我们帮老乡们救熄了火，休息了两天，打听敌人已走远，就去找干部所。从干部所打听到师领导机关的驻地后，又向那里进发，在途中正好碰上了“抗大文工团”。同志们见到了我，又惊又喜地说：“听说你已经牺牲了，我们正准备为你开追悼会呢。”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当敌人闯进“坚壁”我们的那条山沟的时候，有一个住在沟口村子里的伤病号夺路而出，找到部队后说：“其余的伤病员可能全完了。”此时“抗大”即将出发赴晋东南，而一二○师又奉中央命令要赶赴晋西北对付阎锡山发动的“晋西事变”。关于我可能牺牲的消息传出后，“抗大”和一二○师的领导曾研究过此事，贺龙同志提出：“就把欧阳山尊调给我们吧，我们在晋察冀有留守处，可以继续找他，打听出他的下落，就是死了，也算我们的人。”他随即下令派专人牵匹骡子，带一件皮大衣出发找我。他说：“天气冷，他有病，不要冻坏了。”这种入微的体贴，不只是对我个人的关怀照顾，而是体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我在途中和“抗大文工团”的同志们分别后，找到了一二○师政治部所在地，当时任政治部组织部长的朱明同志，一见我就喜出望外地说：“哈哈，你来了，贺师长把你好找，这一下正好一起到晋西北去。”我说：“我还是‘抗大’的人，党的组织关系还在‘抗大’政治部。”他又哈哈大笑着说：“你的组织关系在这里。”说着拿出一张纸给我看。原来，那是党的组织关系介绍信，签名的是“抗大”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同志。当时，我要求回“抗大”一趟，去看看同志们。到了政治部，张际春同志一见我也是喜出望外地说：“哈哈，你回来了！正好一起出发去晋东南。”在这种情形下我只好说：“可是主任已经把我的组织关系介绍到一二○师了啊。”张际春同志愣了一下说：“上当了，上当了！不过，你的关系还在我们这里，你先去看看文工团的同志们吧。”在文工团，正当我和同志们畅叙别情的时候，忽然“战斗剧社”派通讯员牵了牲口来接我，说是有紧急事情。我到达剧社时，大家正在紧张地做行军准备，上级给每个人发了15斤干粮和5双鞋子。当时担任剧社指导员的向德忠同志告诉我，第二天就要出发去晋西北了，并将刚从“鲁艺”进修回来的原社长陈杰、原歌舞组长梁定商以及教员组的成荫、朱丹、严寄洲、莫耶等同志介绍给我。
行军途中，我穿着贺龙同志送的那件皮大衣，身心都感到温暖。他送的那匹骡子我没有骑，让给了病员和女同志轮流骑乘。这次过同蒲路封锁线，不像1938年文艺工作组那次由少数武装保护的行军，也不像1939年那次由小部队掩护着通过，而是浩浩荡荡的大军转移。在贺龙同志的指挥下，整个部队作了周密的战斗部署，甩开大步通过了同蒲路。嗣后，我们在铁路附近的村子宿营。大概是敌人慑于贺龙同志和一二○师的威名，没敢出来找麻烦，让我们睡了个安稳觉。
抵达兴县，部队驻了下来。次日早晨，全剧社同志集合的时候，向德忠同志宣布了由政委关向应、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签署的命令：指定陈杰为剧社社长，欧阳山尊为副社长，梁定商为党的支部书记。我就这样来到了“战斗剧社”。
“到敌占区去”
我到“战斗剧社”不久，领导上将剧社的干部进行了调整。社长陈杰被调到师政治部任秘书处长，社长由我继任；指导员向德忠调到战斗部队任职，成荫同志继任指导员。我在剧社除了担任行政工作外，还做导演、当演员，有时也写剧本、谱歌曲。
剧社的演出，贺龙同志差不多都来看。他坐在露天场子的第一排，聚精会神，看得津津有味，有时还情不自禁地和台上的演员对起话来。到剧社工作以后，我和贺龙同志接触的机会比较多了，他一有空就到剧社看大家，我们也经常到司令部去向他请示工作。每次到司令部，他总要留我们吃饭，并且吩咐特务员（即警卫员）：“要副官处多做点菜，多放点肉，让这些‘饿死鬼’吃饱。”当年，晋西北根据地的物质条件较差，尤其是1940年，粮食供给非常困难，大家经常吃黑豆，加之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对我们进行封锁，食盐也很缺乏，我们只能刮土熬硝盐吃。由于营养不良，我和一些同志都患了“夜盲症”，这时我的疝气病又发展得很厉害了。贺龙同志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就批准我马上到师卫生部去进行手术，并由医务主任张汝光主刀，卫生部长贺彪亲任助手。手术后我因感冒发烧，说起了胡话。贺龙同志得知后，又批准给我注射了一针“消治龙”。现在看，“消治龙”只是一种极为普通的消炎药，而且已经淘汰不用了，可在那个用盐水消毒、用木匠锯子截肢的日子里，一针“消治龙”是多么宝贵啊！说也奇怪，打了这一针后，我很快就退了烧，伤口也愈合得很好。拆线的那一天，正遇上敌人的“扫荡”，我拄着根拐棍，夜行军90里，竟没有出什么毛病，说明手术是成功的。
司令部曾有一个副官告诉我，贺龙同志怎么对他发脾气、责怪他，因为他没有完成任务。他绘声绘色地学着贺龙同志责怪他的口气，说的时候非但没有丝毫委屈，反而有一种受到亲人教导的亲切感。在同贺龙同志接触的日子里，他可从来没有对我发过脾气，也没有看到他对别人发脾气，只有一次是例外：那是在1941年纪念“八一”的晚会上。为了这一次盛会，每一个旅（包括新军的“敢死队”和“工卫旅”）都派出一个建制连来参加。在节目演出开始之前，每个连队都互相点名“拉拉”对方唱歌。有一个建制连在文化教员带领下，“拉拉”到了贺龙同志的头上：“欢迎贺司令员唱歌！”贺龙同志站了起来，转身对大家说：“打仗我行，可是不会唱歌，请你们原谅！”可是那个文化教员不依不饶，发动了更多的战士“拉拉”，并且鼓动式地说：“贺司令员不唱大家说行不行呀？”贺龙同志再次站起来说：“我真的不会唱歌，还是同志们唱吧。”没想到那个文化教员竟脑袋瓜子发热地说：“贺司令员唱不唱请群众决定，赞成司令员唱的举手！”有一部分战士举了手。在这种情况下，贺龙同志急了，拍了桌子，全场寂然无声。一阵静寂后，贺龙同志回转身来，用和蔼的口气向大家说：“怎么没有人唱了？大家唱吧。”于是场上的气氛又活跃了起来。
就在这一年的“八一”，全军进行了一次大汇演，各旅的剧社都集中到师司令部所在地演出。在这次纪念大会期间，贺龙同志曾亲自为参加汇演的部队文艺工作者作报告，给大家讲述了南昌起义的经过和意义，讲述了红军时代文艺工作的光荣传统，并明确地指出：“当前的部队文艺工作应是面向连队、面向战士和面向敌占区。”不久，他又对我们剧社的领导干部说：“我认为你们的戏应该送到敌占区去，为那里的老百姓演。现在抗战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敌人搞‘三光政策’和‘治安强化’，部队和老百姓都很困难，尤其是敌占区的老百姓。你们要去给他们宣传抗战必胜的道理，巩固他们对最后胜利的信心，并且还可以从他们那里搜集材料写出作品。现在给你们个任务，组织一个‘游击剧团’，带着武器和化妆品，到敌占区去进行武装宣传。”我们听了他这席话都非常激动，争着“请战”，要求担负这项任务，最后决定由我担任这个“游击剧团”的团长，刘伍任支部书记，其余的成员有高子良、石丁、肖孟、肖明、贺飞、王述文、路均一、薛海迎和佳雨，共11个人。贺龙同志批准发给我们每人一支军区兵工厂制造的“46式”马步枪[2]
、30发子弹和三颗手榴弹。此外，还给每人发了一床新的夹被，晚上盖，演节目时就当幕布用。化妆品则由大家分开背，刘伍还背了一台油印机作为印宣传品之用。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贺龙同志请周士第参谋长在特务营中挑选出七个精干的侦察员配合我们工作。他们来剧社报到的时候，对成荫指导员说：“贺司令员派我们跟着‘游击剧团’到敌占区去工作，要是碰上敌人发生战斗，要死我们先死！”很明显，这是贺龙同志给他们下达的命令。
在出发之前，贺龙同志曾把我找去谈了两次话。第一次，他在仔细询问了我们的装备和出发准备的情形后，说：“你们这次是到八分区去，我们在那里的部队是‘决死队’和‘工卫旅’，他们都是新军，你们是代表‘老八路’去的，凡事不要忘了自己是‘老八路’，要起模范作用啊！你们这次虽然没有作战任务，但是如果遇到敌人把你们包围起来，为了突围，你们就要勇敢地跟敌人拼，不能当孬种，只要不死，受了伤我们有最好的医院给你们治疗。”第二次，贺龙同志感到第一次的谈话言犹未尽，还有些不放心，所以再次向我指示：“行军再累，到了宿营地，别人休息你也不能休息，你应该观察地形，布置警戒，找到制高点。你们十几个人应该预先划分成三四个人的小组，指定负责人，做到可合可分，一旦发生情况就分散行动。集合地点一个不够，要有两个，甚至三个，规定好了告诉大家……”他像一位慈祥的长辈，当子侄出门的时候，不厌其详地一再叮咛嘱咐。从他的两次谈话中，我除了受到一次军事教育外，也体会到老一辈革命家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关怀和培养，他对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不是溺爱，而是让我们到斗争最尖锐的地方去闯、去生活、去工作、去学习、去锻炼。我们“游击剧团”的同志们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完成了他给予的任务。
1942年春，贺龙同志赴延安主持西北部队的高干会议和筹组“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的领导机关，他让“战斗剧社”到延安去学习和汇报演出。剧社在绥德停下来，慰问王震同志领导的三五九旅部队。我先到延安，参加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会上，我听了文艺界许多同志的精辟发言，也汇报了“战斗剧社”在敌后的活动。最后，毛泽东同志为座谈会作了总结，明确了党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文艺方针，并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解决了许多根本性的问题。
座谈会结束不久，贺龙同志和中共晋西北区党委书记林枫同志，决定成立“鲁迅艺术学院晋西北分院”，要我负责筹备工作。我离延安返晋西北之前，贺龙同志特别关照我路过绥德时，一定要认真地给剧社传达毛泽东同志在座谈会上的讲话。我按照他的指示做了。这篇经典性的《讲话》，就成了剧社到延安汇报演出和以后工作的指南。
我在晋西北将建立“鲁艺分院”的筹备工作进行就绪后，于这年秋天又到了延安，目的是为“分院”请教员。这时，剧社正在延安为当地的部队、机关、学校和群众演出，毛泽东同志和许多中央负责同志也都看了我们的戏。贺龙同志得知后，就把我和副社长朱丹、指导员成荫找去，要我们给毛泽东同志写信，请求批评和指示。毛泽东同志接信后很快就亲笔给我们写了回信，他在信中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并给我们指出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1943年年初，剧社离延安返回晋西北。3月间，我也带着为“分院”请来的教员准备回晋西北。动身前，我向“五省联防军”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同志告别。没想到他向我说：“贺司令员决定把你留在延安，你就不要走了。”我问：“留下来做什么工作？”他说：“你去找‘联政’宣传部长肖向荣同志，他会具体同你谈。”就这样，从那时起，我就离开了“战斗剧社”，离开了生死与共的战友们，留在“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工作，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永恒的纪念
在“联政宣传队”工作期间，我和贺龙同志的接触反不如在前方时那么多。但有一件事却使我铭心难忘，那就是他对于关向应同志健康情况的深切关怀。
关向应同志原是红二方面军的政委，红军改编后，担任了一二○师的政委，数十年来，他和贺龙同志几乎是形影不离。我见到关向应同志是在1938年。他和贺龙同志一样，也留着小胡子，也叼着烟斗，他们的腰间挎着同样的“左轮”，用着同样的马鞭，不同的只是包枪的绸子和马鞭上的穗子一个是红的，一个是蓝的。贺龙同志身材魁梧，关向应同志则比较瘦弱，但是最大的不同还是他们的性格。贺龙同志是痛快豪爽，处事坚决果断，说话洪亮有力；关向应同志则是精明仔细，处事深思熟虑，说话缓慢深沉。他们对同志、对干部同样充满热情，不同的只是表达的方式。他们虽然性格不同，但却融洽无间，相得益彰。关向应同志患有严重的肺病，一直带病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病情恶化后，他不得不停止工作到延安去治疗。但当时治疗肺病尚无特效药，尤其是在长期受封锁、医疗条件十分困难的延安，就只能用疗养的方法来延缓病情发展。为使关向应同志安心养病，贺龙同志特意派了自己身边得力的秘书陈梦还同志去照顾。记得有一天，我正在贺龙同志那里汇报工作，陈梦还同志忽然从医院到司令部来了。贺龙同志马上丢开了工作，急迫地问他：“政委的病怎么样了？”陈秘书回答：“情况不是很好。”他说得很慢很轻，似乎是要尽量减少这句话的严重性。贺龙同志听后，眼睛一下就湿了，好一阵没有出声。过了一会儿，他问：“政委想吃点什么？”回答是“只能喝点汤”。他就吩咐说：“你用一只整鸭炖汤，炖到八成火候，把鸭子取出来，片下脯子上的白肉，把它剁烂，做成一个大肉饼，再放进汤里炖。这样，所有的鸭油就会被肉饼吸收，沉到底下去，鸭汤会变得像清水一样，可营养还会在里边。你照这个方法做汤让政委喝，他总可喝下一些。”贺龙同志吩咐完以后，接着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们这些在场的人说：“……许多年以来，我和关政委打仗在一起，睡觉在一炕，比夫妻还亲，如今他……”他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
从抗日战争胜利到全国解放这段时间中，我一直没有见到贺龙同志。他先是在西北指挥作战，后来率领大军解放西南，“战斗剧社”的同志们大部分都跟随他去了西南。这期间我在东北战场从事“敌工”和“军工”工作。全国解放后，贺龙同志来北京在中央工作，我也被调到北京重返文艺岗位。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一次宴会上，我又见到了贺龙同志，这是自从抗战胜利后第一次见面。他问我：“你什么时候来北京的？”我回答：“我一向在北京。”他说：“为什么不来看我？”这一问竟使我无言以对。也许是由于我的性格关系，这些年来，对于许多领导过我的老首长，如果没有什么工作上的联系，我都没有去拜访过。其实我的心里对他们都充满着深切的感情，尤其是对领导我度过了抗战艰苦岁月的贺龙同志。所以，当他提出为什么不去看他的问题时，引起了我一种负疚的心情。
1965年，贺龙同志率领中央代表团赴新疆庆祝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0周年，我也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同志去参加祝贺的演出活动。在全自治区的干部大会上，贺龙代表中央致了贺词。那时，他的须发已经斑白，讲话的声音也不似当年那样高昂洪亮。不知为什么，我忽然生出一种不应有的凄凉感，我感到贺龙同志老了。
在自治区举行的招待宴会上，贺龙同志由王恩茂、赛福鼎等领导同志陪同，走进了灯火辉煌的宴会大厅。当他走过我的席位时，忽然停下和我攀谈起来，他问北京人艺来了多少人，准备演些什么节目？并亲切地说：“我等着看你们的戏啊！”谁能料到，这一次竟是我与贺龙同志的最后一次会面！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被戴上了各种反革命的帽子，关押起来。在那风雨如晦的日子里，人民在受难，祖国在受难，党也在受难。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党的贺龙同志，也遭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被折磨致死。这真是一场巨大的历史悲剧！
如今，陷害贺龙同志的林彪及其“四人帮”一伙，早已受到了历史的严正审判。永生的却是人民，是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像贺龙同志这样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